小康雜誌封面
  哪個城京站美食市更幸福?
  城市的主政者們被普遍寄予厚望,通過對200多座城市、近萬受訪者的信用貸款調查,《小康》試圖在中國大、中、小城市中找到令人幸福的“密碼”。
  文|《小康抗癌食物》記者 鄂璠
  生活在哪裡,租屋你能感覺到幸福?
  若將這個問題拋給中國人,有多少人會條件反射東森房屋般地從口中蹦出一個城市的名字呢?
  城市,在人類歷史中的存在已經超過了三千年。今天,在這個世界上,大約有八十萬座城市。在中國,從今年7月5日市長協會發佈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2捲上,我們得知全國(不含港澳臺地區)共有658個設市城市。
  在這麼多大大小小的城市中,一個人倘若能選中一個或者更多,作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地點,那麼,這座城市,至少應該是能夠給這個人帶來幸福感的。
  幸福城市萬人大調查
  在當下的中國,“幸福城市”已不僅僅是執政者和官員們爛熟於心的概念了,它成為了越來越多老百姓所追求的生活目標。於是,當全國各地的老百姓面對《小康》提出的上述問題時,不再驚訝地只能在心裡想一想,“除了我現在生活的地方外,我還能去哪裡”,而是列出了一長串城市的名字:不僅僅有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四個一線城市,還有成都、廈門、青島、杭州、大理等等二三線城市——不管這些城市的GDP如何,能讓人幸福,才能擁有旺旺的人氣和讓其他城市羡慕嫉妒的人緣。
  滾燙的幸福成為各地官員的施政目標,專家學者們也為此設計了不少關於幸福城市的測評指標。但這一次,《小康》不想用硬性的指標來為一個個城市打分、排名,而是請老百姓說出自己生活在城市裡的真實感受,尋找屬於每個人的幸福城市。
  “你的幸福城市在哪裡?”2013年10月,《小康》雜誌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以及新浪網,並會同有關專家及機構,在全國範圍內的近200個城市中開展了這一調查。此外,《小康》還聯合《法制晚報》、《楚天金報》、《山西青年報》、《揚州日報》、貴州都市網、廊坊電視臺、廊坊傳媒網和廣州大學,重點對一線城市北京和廣州,二線城市武漢、貴陽和太原,三線城市揚州和廊坊這七個城市的3500餘位市民進行了深入採訪。
  同時,《小康》還聯合觸動傳媒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四大一線城市的38000輛出租車上進行了“金錢與幸福關係”的調查,在被認為是高收入者聚集地的一線城市中,《小康》聯合觸動傳媒進行的調查有十餘萬人進行了回答。49.7%的人認為“兩者沒有必然關係”,33.4%的人認為“錢越多,越幸福”,16.9%的人認為“錢越少,越幸福”。
  從市民們提供的上萬條城市讓他們感到幸福的“證據”中,《小康》試圖尋找其中的特點與規律,挖掘幸福城市的密碼。
  一個城市要如何給市民帶來幸福
  一個人的幸福感,會受到自己所在城市的影響嗎?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王俊秀的回答是:肯定會。
  “幸福城市實際上是老百姓的幸福感,幸福理念的提出主要也是針對於民眾需求的滿足程度。如果民眾的基本需求能夠滿足,這座城市無論是基本建設,還是環境、交通、管理、服務,應該都是做得比較好的;反過來,如果這些都做好了,民眾的幸福感也是應該能夠繼續提升的。”王俊秀繼續介紹道,“一個城市的發展會影響到一個人的幸福感的。但是它的影響分為兩個方面。如果一個城市希望大幅度地提高一個人的幸福感,實際上是很難的、不現實的;但是如果一個城市在各方面都不能盡如人意,不夠理想,那麼足以讓一個人的幸福感一下子下降很多,這種反向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那麼,一個城市,需要怎樣去踐行它的幸福理念?
  參與過國民幸福調查研究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周紹傑,向《小康》記者介紹起了“幸福指數”的起源——上世紀70年代末,不丹國王提出了“國民幸福總值”,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大家的註意,直到2007年環球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大家對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模式有了新的反思,法國總統薩科齊組織了25位在經濟學、心理學、政治學等方面達到世界頂尖水平的專家、學者,組成了專家委員會,展開關於幸福的研究,這項研究後來慢慢被大家所認同。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我國開始提倡幸福指數的研究。”周紹傑認為,在2000年以後,我國把幸福指數的研究推向了一個高潮,這也恰恰說明我國正在對自己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
  這種反思意義何在?在周紹傑看來,GDP掛帥的增長模式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是造成中國現在很多問題的根本原因,無論是環境也好、收入分配也好,都和我們過去講的GDP掛帥的增長模式息息相關。“為什麼要GDP掛帥?這又和我們現在的考核制度有關,所以我覺得最核心的問題是無論哪級政府,都需要把政績考核體系和老百姓真正的需求結合起來,地方政府過度強調GDP增長,最終的驅動就是GDP指標對於官員晉升會產生最直接的影響。如果GDP掛帥繼續存在,因為考核體系就是指揮棒,有什麼樣的指揮棒,地方政府就會有什麼樣的行為,有什麼樣的行為就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那麼就很有可能會導致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
  周紹傑建議,最核心的問題是首先要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第二是讓經濟增長和其他方面協調發展起來,經濟增長模式轉變最根本的是解決可持續性的問題,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資源環境、文化發展結合,是要解決一個協調性的問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是解決經濟增長的平衡性問題。
  在這種反思的過程中,周紹傑看到,不少地方政府提出了“幸福城市”的理念,並將其作為地方發展的重要參考指標,他認為,這是很大的進步。
  “幸福也好,生活滿意度也好,不是政府對於老百姓的賞賜,但是政府絕對有義務幫助老百姓去提高。”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經濟與社會建設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鐘君發現了關於幸福的兩個問題,他將之概括為“兩個側重”:第一是重物質幸福輕精神幸福,第二是重結果幸福輕過程幸福。
  在鐘君看來,現在幸福城市的建設同樣存在著這兩個方面的突出問題,“比較重物質幸福,給老百姓創造了各種各樣的物質條件,讓老百姓感覺到有物質幸福的各種基礎和條件,這很重要。但更多的是要讓老百姓能夠感受到精神幸福。我們現在是要讓老百姓富,但是要共富,我覺得這裡面有個很重要的原則,即共建、共富、共享。”
  鐘君接著解釋另外一種“側重”,他說,我們現在更多地強調結果幸福,但是給老百姓這種結果幸福的期望越大,實際上老百姓的不幸福感越強,“因為我們現在許的很多願根本實現不了,特別是有關民生問題的一些願望,所以不如讓老百姓看到這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能夠循序漸進,讓他們感受到這裡面的幸福。”
  王俊秀也發現,雖然幸福城市的指標體系不少,但是還沒有看到真正特別好的,“幸福城市建設的理念是正確的,回歸到了發展的本質問題,發展的本質歸根到底是人的發展,是滿足人的基本需要,這種理念還是需要的。”王俊秀說,幸福城市不是編製指標,而是真正讓老百姓感受到幸福。
  而這,也是《小康》試圖帶領公眾尋找幸福城市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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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SN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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